2024年9月12日，新生报到的第二天，我站在经管楼203教室的门外，看着教务处的老周在讲台上摆放签到表。当他放好表格后，抬头扫了一眼座位，手停在空荡荡的讲堂上。只有三十二个学生到场，而我们今年的招生目标是六十人。老周没有多说，只把签到表重重地拍在桌面上，然后转身对我说：“小陈，你先上，我得去开个会。”他的脚步急促，皮鞋在走廊的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渐渐远去。
我走上讲台，打开课件，第一页赫然写着“欢迎来到大学”。我盯着这行字思索了几秒，随即翻过。面前的三十二个年轻面孔抬头注视着我，眼中流露出对大学生活的紧张与期待，这让我想起三年前第一次面对学生的情景。他们还不知，坐在最后一排窗边位置的那名同学，原本该是我们的新生之一，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办理报到。仅我所在的系就有二十八个缺席者。
我叫陈远舟，今年三十三岁，来自鄂西。2021年，我在武汉的一所985高校完成博士学业，毕业时手握三个工作机会。第一个是沿海的一所民办本科，年薪二十五万，外加十五万安家费，但没有编制，合同每三年一签；第二个是省城的职业本科，虽有双编制的承诺，但需要带学生实习，四个月在工厂里度过；最后一个是我现在任教的荆河学院，这座位于鄂西四线城市的公办本科为我提供十四万的年薪和二十万的安家费，还有一套六十平的过渡房和正式编制。 球盟会
我因此选择了荆河学院，考虑因素很简单：公办、编制、距离家近。导师在我签字时轻描淡写地说：“去吧，公办的，稳。”我和父母都深信不疑。那天下着小雨，我妈在电话中感慨：“这下好了，端上铁饭碗了。”
报到率公布的那天下午，我们系召开了会议。副院长老方打开投影，逐一展示各系的报到数据。“经管系，招生六十，报到三十二，报到率五十三。”他的声音清晰而有力。“数学系，招生四十，报到十八，报到率四十五。”“中文系，招生五十，报到三十一，报到率六十二。”“全校总体报到率六十七，去年为九十二。”
会议室内一片寂静。一位年轻老师轻声说道：“这也正常，今年高考人数……”老方立即打断，关掉投影，严肃地说：“别把高考人数当借口。人家隔壁系同样来源，报到率竟然高达八十九。问题出在我们学校的吸引力上。” 球盟会
老方是一位务实的领导，五十岁出头，半白的头发和经年的风尘让他看起来颇有经验。他之前在沿海一所应用型本科担任过副院长，三年前调到我们学校。上任后，他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消了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七十的专业，与市内几家制造企业洽淡实习协议，并新设立了养老服务管理与跨境电商两个方向。为养老服务方向增设课程的班级里，去年第一届毕业生全员就业，起薪四千五，在鄂西地区已算不错。
在那段时间，我觉得学校正在朝着良好的方向前行。老方每周奔波于企业之间，有时甚至深夜还在办公室紧锣密鼓地修改培养方案。我曾对他说过：“方院长，您得注意休息。”他却挥手道：“不抓紧可不行，窗口期就这几年。”我当时对“窗口期”的概念并没有感受到其真实的紧迫性。
然而，到了2023年底，老方被调走了。省里进行干部轮岗，他从副院长的职务调至另一所师范院校担任副书记。表面看来是平调，但事实上，人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他在权力上的一次明显退步。在他离开前，我去他的办公室帮忙整理书籍，他的一柜子企业名片和合作协议原件被我逐一装进纸箱，整整三箱。他指着那些箱子说：“小陈，记得把这些关系收好，接手的工作要继续推进。”我答应了，可接手后，我才发觉他离开后，与各企业的联系逐渐变得冷淡。并不是我不想打电话，而是换了人后，企业的态度瞬间转变。 球盟会
我拨通了一家做汽车零配件的实习基地电话，自我介绍后，对方却淡淡回应：“方院长不在了，我们再考虑考虑吧。”新来的副院长刘先生从教育厅调来，虽未在学校呆过，但他第一次开会时的中心任务却是“稳定办学秩序，规范管理流程”。养老服务班的新生招生被停了一年，跨境电商的设备采购申请也在他桌上沉默了三个月。
在我读博士时的同门张磊，选择了那所沿海的民办本科。他不仅年薪高出我十一万，虽无编制，但学校迅猛发展。这三年来，他从讲师提升至系主任助理。2023年秋季，他给我打来电话，声音显得低沉沮丧。他提到学校启动了考核改革，每个系末位淘汰十分之一，打C的直接不续约。作为系主任助理的他需要给六位讲师打分，他无奈地说：“我手里六个讲师，得选一个打C，你让我如何选？”
最终，他选定了一位讲师，那位老师随之离开。第二年，他又得面临这样的选择。自己倒霉的是，系里合并，岗位减少，他的助理职位被裁掉，只能回到教学岗位。当年考核时，新院长给他打了个C，之后他在三月也离职了，转投到一家教育培训相关机构。电话中他告诫我：“远舟，民办学校可以去，但你得想清楚，那里只是让你成为一颗棋子。你需要的时候是宝贝，不需要时就能轻易被淘汰。它跟你没有债务关系，你我互不相欠。”对此，我沉默以对，心中明白我们的学校至少还有编制，但想将这句话说出又咽了回去。张磊三十岁已然离开，依然还有重新开始的机会。而我，三十三岁，已无多余的时间再来一次选择。 球盟会
我另一位同学王婷选择了省城的职业本科，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她每年有四个月的时间在工厂，她带着学生们前往东莞的电子厂实习，与学生们同吃同住，还得在食堂的长队里与他们一起排队。她曾对我提过一句，
